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出版浙江日

在北京疫情下,还能为新书举办线下分享会的,一定因为这本书有很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的葛承雍《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就是这样一套书。

7月10日,丝绸之路学术出版座谈会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中国出版集团举行。

丝绸之路学术出版座谈会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新书分享会现场刘晨茵/摄

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和族群融合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始终影响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进程。其中,中华文明的对外传播和外来文明的入华融合是两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这部书正是葛承雍相关重要学术成果的结集。

该书作者葛承雍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年起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汉唐文明、丝绸之路、宗教文物、艺术考古、古代建筑等。

在多年的研究中,葛承雍始终强调:考古是先导,史学是基础,文学是羽翼。就是要充分利用考古新材料,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史学与文学资料,善于吸收文学表达方式,将问题研究清楚,表述明白。

由于工作关系,葛承雍多年来深入考古现场和文物库房,参与众多文物精品展的策划工作,经眼的文物林林总总,不计其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件物”可以说是他几十年来工作的真实写照。

“我沉潜在史料的海洋里和考古文物堆中,通过文物、文字和古人灵魂对话,就是让今人知道历史上曾有一群人的生命散发出奇异的光彩。这样的文字比起虚构的文学更能有助于人们认知中华民族的文化,了解中华民族并没有落后挨打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意继续写下去。“葛承雍说。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分为《交流卷》《民族卷》《艺术卷》《宗教卷》《胡俑卷》,集中探讨汉唐时期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尤其是外来文明如何伴随胡人进入中原逐渐影响汉地的思想、文化、艺术、风俗。

全书围绕“汉唐记忆与丝路文明”“胡貌汉魂与异域文明”“唐风胡俗与丝路艺术”“唐三夷教与外来信仰”“唐人胡俑与外来文化”五个主题展开。其中,很多研究都秉持“新文物”与“旧文本”相印证的思路,利用中国大地新发现的出土文物进行开拓性研究,诸如长安米继芬家庭的景教信仰,洛阳景教经幢的比较考释,景教天使与佛家飞天的辨识等,这些成果首次发表后都曾引起国际宗教界学者的重视与转引,对“三夷教”艺术的探索开辟了新的领域,推进了中古外来宗教入华后“胡裔华化”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体现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性与高水平

“从宏观的大写意到严谨的工笔画。”这是著名文物学家、考古学家孙机对葛承雍研究的评价。

孙机评价到,本书从大处着眼于汉唐之际胡汉交融的大形势与立足全球史的大视野,又从小处着手,体现为五卷本中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析辨正。

孙机认为,在具体问题研究层面,这部书文章中既有针对丝绸之路胡汉交流历史大势的宏观勾勒,又有针对胡人、胡物、胡俗深刻影响中华文明的具体探讨。比如,作者依据草原突厥、西域绿洲和中亚粟特的多方互动,结合考古发掘新成果和文物解读新收获,撰写了一系列原创性论文,考证了唐玄宗的中亚嫔妃曹野那姬,推测了崔莺莺与蒲州粟特人的渊源,区别了胡姬与吴姬的差异,对中古入华黑人、印度人、突厥人、契丹人、奚人等进行寻踪,引起了学界的热烈讨论。

又比如,在葛承雍的研究中,从昭陵六骏源于突厥风俗到唐陵石人来源草原游牧民族,从贞顺皇后石椁上希腊化艺术到“醉拂菻”的希腊酒神在中国,从欧亚沐浴遗址到燃灯胡伎石刻,这些都印证了中华文化在隋唐时期的高度发展与外来文明是紧密相连的。“作者的这些研究虽然很具体,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均有重大突破,甚至很多问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

“葛承雍的著作以考古新发现为先导,一方面立足全球史的大视野观察研究,一方面从小处着手,采撷历史的亮点,对历史细节进行追问。串联起一颗颗散落的文化遗珠,帮助我们认知中华民族的文化,建立文化自信,寻找力量,寻找方向。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总编辑肖启明在致辞中说,研究胡汉互动,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才能更好理解今天不同语言、民族分布的历史渊源,才能看清当下中国族群身份认同的问题实质,才能够在国家、民族文化大事议题掌控话语权。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认为,《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从一个非常崭新的视角论证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论断,不仅对汉唐时期文化交流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促进当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增进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民心相通具有现实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谈到,胡汉中国和外来文化整体研究是一个国际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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