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年生于北京，年当建筑工人，年移居国外。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近十余年来一直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宋岗摄影）
◣“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北岛访谈录
唐晓渡
唐（唐晓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无论就个人生活还是写作而言，你都一直处于——让我们使用一个比较谨慎的约定说法——“漂泊”的境遇中。由最初的非常态到后来的常态，这种境遇对你的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变化是否首先与你对母语的新的感受有关？布罗斯基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在这种境遇中母语会“同时成为一个人的剑、盾和宇宙舱”，对此你怎么看？
北岛：我在海外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在外面漂泊久了，是否和母语疏远了？其实恰恰相反，我和母语的关系更近了，或更准确地说，是我和母语的关系改变了。对于一个在他乡用汉语写作的人来说，母语是惟一的现实。我曾在诗中写道：“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我想在布罗斯基的三个比喻外，再加上“伤口”。这种“漂泊”中有一种宿命。我相信宿命，而不太相信必然性；宿命象诗歌本身，是一种天与人的互动与契合，必然性会让人想到所谓客观的历史。
唐：但宿命不也意味着一种必然性吗？当然这是说一种被个人领悟到并认可的必然性，而不是来自外部的、被强加的必然性，更不是指令性的必然性。所谓“认命如宿”。这样来谈“宿命”，似乎和通常所谓的“信念”有点关系；而在众多论者的笔下，你确实被描述为一个“有信念”的诗人。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扩大一点说，你怎么看待诗和诗人的“信念”？它是必须的吗？在我看来你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心充满困惑、疑虑，并坚持在诗中对世界和自我，包括诗本身进行种种质询的诗人，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有信念者的基本表征？信念会给一个人带来方向，至少它要求一个方向；如果是这样，你怎么理解你作为一个诗人的方向？我注意到你有一首题为《借来方向》的诗，在这首诗中，所谓“方向”不仅被讽喻式地表述成是“借来”的，其本身也被从不同的角度反复消解。是否可以据此认为你持一种反意识形态化的“方向观”？而这种眼光和态度也同样适用于你对“信念”的看法？
北岛：自青少年时代起，我就生活在迷失中：信仰的迷失，个人感情的迷失，语言的迷失，等等。我是通过写作寻找方向，这可能正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可我不相信一次性的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方向”只能是借来的，它是临时的和假定的，随时可能调整或放弃；而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明确不变的方向，让我反感。你这也可以说这是一种信念，对不信的信念。
唐：你说到了“伤口”，这让我想到了你在你刚刚征引过的那首诗中的一个设问。你问道：“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这里“日子的裂缝”是否与你所说的“伤口”对应？这首诗开头的一句是“夜正趋于完美”；后面你又说：“必有一种形式/才能作梦”；能否将所有这些——包括你征引的那两句诗，包括末节“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的总结性意象，也包括标题《二月》——视为你所说的“宿命”，或者说觉悟到这种宿命的一个完整隐喻？换言之，诗对你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作梦”的形式，飞翔的形式；而你的诗之所以总给人以二月早晨寒冷（我更想说冷峻——当然不止是冷峻）的感觉，是因为它们来自“伤口”，来自“日子的裂缝”，来自——与其说是世界的，不如说是人性和语言内部的——“正趋于完美的”夜？
北岛：现代汉语既古老又年轻，是一种充满变数和潜能的发展中的语言。但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它满是伤口。说到宿命，其实诗人和语言之间就有一种宿命关系：疼和伤口的关系，守夜人与夜的关系。如果说什么是这种宿命的整体隐喻的话，那不是觉悟，而是下沉，或沉沦。写作的形式，显然与这种沉沦相对应。《二月》这首短诗说的是，在一个“正在趋于完美的夜”里沉沦的可能。再说到宿命与必然性，在我的看来，其实有两种不同的色调，宿命是暗淡而扑朔迷离的，必然性是明亮而立场坚定的。
唐：每个诗人都有自己写作的“发生史”，并在一定阶段上形成自己的“个体诗学”和“个人诗歌谱系”。但你在这方面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似乎还是个谜。能否请你简要地谈一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诗的？迄今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有哪些相应的诗学主张？与你有过较为密切的精神血缘关系的诗人都有谁？曾有论者认为你最初受到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的影响，是这样吗？
北岛：对我来说同样是个谜，就象河流无法讲述自己一样。我试着讲述自己写作的开端，但发现每次都不一样，于是我放弃了回溯源头的努力。我想，写作是生命的潜流，它浮出地表或枯竭，都是难以预料的。外在的环境没有那么重要。我年轻时读到一本黄皮书《娘子谷及其他》，曾一度喜欢过叶甫图申科。他八十年代初来北京朗诵，我只听了三首诗就退席了。他让我恶心。那是由于当年阅读的局限造成的偏差。这个世界诗人众多，由于精神上的联系而组成了不同的家族，与语言国籍无关。我喜欢的多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诗人，包括狄兰·托马斯、洛尔加、特拉克、策兰、曼杰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艾基、特郎斯特罗姆。后两位还健在，幸运的是我还认识他们。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让我如此眷恋，以至于我想专门为此写本书。
唐：欧阳江河在一篇文章中曾表达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在他看来，“北岛这个名字一方面与一个人的确切无疑的写作有关，另一方面，又与历史的真相想要阐明自身因而寻找一个象征物的要求有关”，由此他怀疑“北岛本人也是‘北岛’这个名字的旁观者。”你认为他的观点有道理吗？你乐于充当“北岛”这个名字的旁观者吗？如果乐于，请谈谈你对他的看法。
北岛：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的复杂性，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在我看来，“伟大的记忆”比“历史的真相”可靠得多。我对“北岛”倒是有时候有旁观者的感觉。
唐：为存在和美作证被视为现代诗的伟大职责之一。它提示着更多被遮蔽、被抹去和被遗忘的可能性。你的诗一方面忠实地履行着这一职责，但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对此表示怀疑。在《蓝墙》一诗中，“作证”被表现为一种荒谬的要求（“道路追问天空/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而《无题》则干脆取消了类似的要求（“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这究竟是表达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看法，还是一种必要的语言策略？它是诗的一种自我怀疑方式吗？
北岛：“一只轮子/寻找另一只轮子作证”反应了我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怀疑。这个世界难道还不够荒谬吗？美国大学的那些大多数学术论文，就是互相寻找作证的轮子。进一步而言，这世界得以运转的整个逻辑体系在我看来都有问题。《蓝墙》是反着说的，《无题》中的“火不能为火作证”是正着说的。
唐：你去国后的作品在保持了此前作品尖锐、机警、精致的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同时，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除了欧阳江河已经指出的音调和意象更为内敛、更具对话性质等“‘中年风格’的东西”外，最明显的是反讽和自嘲的成份大大增加了。这种变化的心理学依据容易理解，我更感兴趣的是美学上的考虑，能不能请你谈一谈？
北岛：说到美学，应该是你们评论家的事。我一直在写作中寻找方向，包括形式上的方向，寻找西班牙诗人马查多所说的“忧郁的载体”。那是不断调音和定音的过程。诗歌与年龄本来就相关，特别是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岁月年华一直是重要主题。
唐：你一直非常注重炼字炼句。你早期作品中的若干警句至今长驻人心不仅是你个人的一个胜利，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胜利。你近期的作品则似乎更注重炼“境”，并往往通过末句提行来增强其穿透力。同时你的诗还具有阶段性地集中、反复、高度个人化地处理某几个意象的特征。这些意象及其用法对解读你的诗具有“关键词”的性质，诸如早期的“石头”、“天空”，此后的“孩子”、“花朵”等等。斯蒂芬.欧文认为你的诗“也许……概括了汉诗的传统”。作为《唐诗的魅力》一书的作者，他这么说堪称是对你的极高褒奖；然而在国内，你的名字却是和“反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显然，在这种悖谬中包含了对“传统”的复杂认知。请从个人的角度谈谈你的创作与中国传统诗学的内在关联。
北岛：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象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象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象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Gennady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那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唐：在诗学上你无疑是一个倾向于“极简主义”的诗人。极简主义的至境是“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但也容易沦为趣味化，把诗写得太像诗，或故弄玄虚。请问你是怎样把握其中的界限和张力的？为了防止趣味化，或拓展更多的可能性，一些当代诗人不在乎写出来的是不是诗，甚至故意把诗写得不像诗，你也会有这样的冲动吗？
北岛：我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也是你提到我的诗中自嘲与反讽的来源。趣味化往往是大脑的游戏，是诗歌的迷途或死胡同。我自己就有这类失败的教训。防止趣味化，就应该把诗写得更朴实些，而不是把诗写的不象诗。当然反诗的试验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诗歌的疆界。
唐：我注意到《白日梦》是你惟一的一个组诗，这在当代诗人中是罕见的。绝大多数有成就或试图有所成就的诗人都对组诗或长诗投以了相当的北京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比较好在北京线咨询治疗白癜风医院
